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1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取得突出成绩。但同时需要认识到，三江源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才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相关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十四五”时期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第一，生态环境依然较为脆弱。一方面，2005至2012年，三江源地区多年平均年土壤流失量增加了万立方米，土壤水蚀情况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2018年，三江源植被覆盖率为，林草恢复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三江源流域主要地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4个藏族自治州，这些地区普遍为欠发达地区，虽然近年来努力发展种养殖业和生态旅游业，但产业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不高、绿色发展水平偏低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第三，人才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由于三江源流域地处高原，生活环境艰苦，交通较为不便，公共服务水平不高，长期以来难以吸引人才进入当地发展。

第四，体制机制改革仍有阻碍。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各职能部门的整合时间较短，部门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在所难免，原有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对如今的系统化管理模式仍有影响，需要较长时间逐步理顺。另一方面，现阶段三江源辖区内的各个地方普遍存在资金缺口较大问题，如何合理使用财政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并且科学应用成为现今资金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2

三江源流域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处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三江源地区也是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集中、水资源丰富，素有“中华水塔”之称。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3

（一）——基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调查和数据高鸣 郭芸芸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稳步发展，企业数量和规模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和发展带动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12年3月，^出台了《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以下简称“文件”），厘清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了加快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措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黄金期”。农业产业化龙头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信贷方面提供便利。文件规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而且包括拟上市公司，还进一步包括了一些地区龙头和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广大龙头企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强化质量管理，创建知名品牌，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展现出快速发展的新特征。

一、发展概况据农业部统计，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达万个，比2015年底增长。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万个，同期增长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约为万亿元，增长了，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1%；大中型企业增速加快，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固定资产约为万亿元，增长了。图1农业部第七次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图2016年，农业部公布了第七次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总共为1131个。其中，山东省共计有85个，位居首位，第二名是四川省（58个），河南省和江苏省并列第三（55个）。有13个省份的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高于40个，还有7个省份的数量介于30-40个之间。从地区的分布来看，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传统农业大省。例如，经济发达省份的浙江和广东等省份，传统农业大省的四川和河南等省。这些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对周边地区经济辐射力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者，一端与广大农户链接，在另一端与流通商或消费者链接，充当着农产品供需市场的桥梁，同时也是产业化经营的营运中心、技术创新主体和市场开拓者，在经营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图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分布图根据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83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含流通性农业企业）数据显示，高于45亿元营业收入的龙头企业有103家，营业收入为15亿元-45亿元之间的龙头企业为150家，而2亿元-15亿元营业收入的龙头企业数量最多（444家），8000万-2亿元营业收入的龙头企业数量为101家，低于8000万营业收入的仅有35家。从中可知，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2亿元-15亿元，占比。2016年，江西省正邦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706亿元，成为最高营业收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于100亿元营业收入的企业数量为50家，占比6%，高于50亿元营业收入的企业数量为89家，占比。在课题组统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500强中，其营业收入均高于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100强中，其营业收入均高于46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50强中，其营业收入均高于100亿元。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布局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链中的火车头作用，还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其规模特征进行科学引导，针对其经营规模和所处阶段进行扶持。另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做大做强，是顺应市场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图3部分地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对比图图3是对部分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吉林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达到了；安徽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平均利润为万元，利润率为；湖南省是传统的中部农业大省，2016年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均利润为万元，利润占比；江苏为东部沿海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该省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均利润为8232万元，利润占比；山东作为农业强省，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较好，农业企业走出去水平较高，该省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均利润为亿元，利润占比；陕西为中国的西部省份，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利润占比为。各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其产业结构布局和农业经济基础紧密相关。此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方面作用突出，也为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多种类的社会化服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提供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2/3以上，有效保障了市场供应。

四、未来展望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对部分省份入榜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6年和2017年营业收入进行了比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营业收入都呈现正增长。安徽省、河北、湖北、吉林、辽宁、陕西增长率分别为：、、、、、。图7 部分省份2016-2017年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被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呈现数量增加、类型多元、规模适度、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显著提升的新态势。随着我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指向更加具体，基本形成了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核安排，对加快农业产业兴旺，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做出了明确指引和要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力量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对农业发展质量、乡村绿色发展提出了要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与市场联结密切，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农业经营主体形态，在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模式正在不断创新，龙头企业如何走好自身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与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的合作关系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相同课题。农业企业对比于其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比较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产业链，发展能力较强，是适应市场能力最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它仍然要肩负带领农户走向市场，拓展农业产业链，带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使命。因此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中还要多方位发力，共同促进其健康成长。

一、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为目标，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方向，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为动力，各省市应尊重经济规律，为企业提供成长成熟的环境，因地制宜培养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据其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

二、坚持市场导向，重视品牌培养。培育新型主体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品牌化建设与农产品质量提升息息相关，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品牌化培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于品牌创建进行支持。

三、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体系。通过完善财政税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扩大保险支持范围等多种方式，给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4

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中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要自然空间，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按照^决策部署，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黄河流域防洪抗旱、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治理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流经省区常住人口约亿，占全国30%左右；流域GDP为万亿元，占全国1/4左右，其中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亩均灌溉用水量分别较2019年下降、和；干流和6条支流15个断面生态流量均实现达标条件，黄河干流连续22年未出现断流情况。

要立足生态文明时代背景，基于“生态一空间一时间”的多维框架，系统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从流域水资源来看，黄河流域水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不平衡。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2947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人均占有量为全国的27%，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大致呈现上游(宁夏)、中游(山西)、下游(河南和山东)极度匮乏，中游(内蒙古、陕西)相对欠缺的态势。从流域水资源污染情况看，黄河流域水质污染影响用水安全。近年来黄河流域Ⅲ类及以上水质占比快速上升，但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劣V类水质占比为，黄河区劣V类水质占比为，流域水污染物质主要来自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污水排放，以及随地面泾流入黄河水体的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从流域生态环境与生态修复情况看，黄河流域面临水生态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等问题。上游宁蒙河段面临着洪水泛滥、降水较少、蒸发较大、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生物多样性敏感等问题，中游禹门口至潼关河段、三门峡库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洪水危害、水土流失问题，下游面临河段洪水泛滥生态流量偏低、局部地区河口湿地萎缩等问题。从流域空间体系看，黄河流域空间组织和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以胡焕庸线为界，黄河流域东南和西北两壁经济和人口密度相差悬殊，西北半壁密度和开发效率低；流域内各城市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不均衡、不均等的特征，下游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从流域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看，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驱动下，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各省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但是受历史因素、气候条件以及经济结构等影响，黄河流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内生转型动力亟待加强。

做好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一要强化黄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补偿。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总原则，科学规划流域水资源利用，大力发展节水技术和产业，有序推动少水干旱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工作，减少因分散输水、分散耕作而致的无谓水资源损耗；强化中游水土保持工程和上中下游的水利设施建设等长期养护治理措施；健全上下游一体、左右岸协调联动的空间生态补偿制度。二要强化流域水资源跨流域协作治理。统筹强化上中下游生态修复的协同治理，形成流域跨域治理合力；搭建流域生态修复管理议事与协商平台，协调推进流域水生态修复的联合防治工作，充分考虑各区域生态条件和生态问题存在的巨大差异，实行差异化管理，并实施动态管控调整，协同推进流域上中下游水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三要培育优化黄河流域生态空间体系。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构建人居地理紧凑空间格局；努力压缩距离、疏通障碍，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运输格局；着力打破分割、消除壁垒，实现要素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和集聚；突出特色、品牌引领，以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获取竞争优势。四要培育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既要合理引导预期，积极做好极端灾害风险的综合预防和控制方略；也要以技术创新破解资源诅咒，加强产学研合作，着力完善清洁能源的更新换代，以技术更新和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绿色化发展；还要充分认识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流域经济活动原动力的重要性，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深人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文化原动力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5

2010中国新型城市发展报告

《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昨日在蓉发布。成都在《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公布的50个城市新型城市化水平排序中，排名第五，较去年上升1位。

新型城市化成都较去年上升1位

《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是在充分凝练世界城市化理论与低碳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在深入总结成都市认真贯彻统筹城乡发展试验的研究中完成的第二部连续性年度报告。报告仍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完成，共有4篇13章，着重解释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全面总结了以圈层理论为代表的统筹城乡空间配置模式；初步形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特征和动态评价。报告发布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50个城市新型城市化水平排序，成都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后，排名第五；较去年上升1位。

成都上班平均花费31分钟

报告从全球视野和战略高度，深入探讨了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低碳发展道路，首次提出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线路图，首次对50个代表城市的低碳脱钩发展提出了数量评估。报告还以成都案例，在我国首次从理论上总结了城乡空间圈层结构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首次计算出在2050年前进入万亿元俱乐部的城市清单，其中成都市处于第一梯队，即在2020年及以前实现。

报告首次计算出代表性的50个大中城市上班花费的时间表，成都上班平均花费31分钟。“这种计算非常费功夫。”牛文元说，主要的指标包括产业人口分布、平均上班里程、人均道路长度、城市交通立体率和公交出行率等。目前欧洲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平均上班时间大约27分钟。

建议成都率先建立普惠住房制度

牛文元在分析成都圈层结构的基础上，还计算了成都城市化成本。“城市化过程中，住房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也占据了大部分的城市化成本。”他还给成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在全国率先建立“生者有其居”的全覆盖、普惠制、生存型住房制度。

牛文元认为，“生者有其居”的普惠制住房制度，要求建立一种包括“零租房、廉租房和普惠式住房”的住房体系，从而与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房交易行为彻底脱钩，通过明确政府责

任以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民生保障。其中零租房解决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住房问题，廉租房解决流动人口、外地求职大学生的住房问题，普惠式住房以“某一特定面积”的居所无偿提供给具有等同教育、医疗、养老保险民生待遇的居民。他建议成都以先行先试的勇气，抛开已有的住房设计思路，率先建立这种普惠制的住房制度。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6

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将成世界城市发展趋势

10月31日，一份由^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领衔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报告——《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在中国科学院发布。这份报告深刻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全面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内涵和动态评估。

新型城市化的必然性

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新型城市化”这一理念的形成，体现了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寻求自我升级的自觉意愿。实现新型城市化，最关键是要理解“新型”的深刻含义。“新”必然区别于“旧”，同时正确处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它是一种“扬弃”——既要大胆创新，走出对传统城市化的误区，又要善用以往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将其推向新境界。尤其要“立新”。欲建新型城市，必先立新型思维、创新思维，善用地方文化特质，敢为人先，率先跳出传统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拼优惠政策的传统城市化路径，寻求包容发展、均衡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新型城市化是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造、转型升级、内涵提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发展遇到的这一系列瓶颈问题，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甚至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从世界城市发展趋势来说，世界上发展较好的城市，都在向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迈进。“城市更新运动是一个潮流，不走这个潮流，就会落伍，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就能让城市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以人为本走城市化道路

在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型城市化路子。应该将实现新型城市化，自觉“嵌入”社会建设的宏大语境中，以此提升未来城市的内涵和发展水平。从传统的人口聚集性的城市化转换为内涵式的城市化，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来实现城市结构转型的城市化的提升。

新型城市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城市社会变革”，厘清“政社关系”、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是其中重要内容。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与城市规模的矛盾，牛文元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在城乡一体的民生建设方面，则必须增加社会事业财政性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全面完成农村社区城镇化建设工作;推进统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等一系列工作。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篇7

中国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

^西安９月３日电（记者马述昆）在１至２日陕西榆林举行的“２００９年陕西榆林新能源发展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纷纷为金融危机下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方向把脉。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优化煤化工产业链，以此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提振经济，并减少污染排放，可谓“一箭双雕”。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第一大煤化工生产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助理高世宪说，中国能源消耗中接近７０％来自煤的消耗，这造成了中国能源结构的不合理。由于中国的能源国情是“煤多油少”，与会专家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以煤为主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不会发生改变。

石油和化工规划院院长顾宗勤指出，中国的煤资源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由于“ｇｄｐ政绩”因素影响，各地方政府对传统煤化工项目的热情不减。而企业为了做大做强争夺市场份额，也在“积极”扩大规模，这就造成了传统煤化工产能过剩，同时也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带来挑战。

据悉，目前中国甲醇产能过剩约５０％，电石、焦炭产能过剩３０％以上。中国石油和化工协会产业发展部副主任王孝峰举例说，２００８年全国甲醇产能２０９２万吨，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开工率不足６０％，预计２０１１年产能将达３０００万吨，此外还有拟建规划产能２０００万吨。

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各地各企业应该抑制传统煤化工产业，而应该优化煤化工下游产业链，大力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包括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和煤制天然气。这些新型煤化工产业可以提高煤的利用率，同时也是煤炭清洁转化的新途径。国家在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中提到要重点抓上述项目示范工程，探索煤炭高效清洁转化的新途径。

顾宗勤提出可以利用甲醇制汽油（ｍｔｇ），为甲醇产能过剩问题找到出路，并且是从煤炭出发生产清洁汽油的重要技术路线。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行美表示甲醇制烯烃（ｄｍｔｏ）是石油替代的重要途径，可以弥补中国石油紧缺的问题。另外有专家建议大力发展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ｉｇｃｃ）这种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在提高煤炭的利用率的同时还可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专家表示，目前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仍比较突出，科技创新是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能，加快前沿技术自主化产业化才是中国解决能源稳定供应和安全保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