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1

当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因病逝世时，内心真切的感到悲痛之余，也不禁重温了那些藏在儿时记忆里的关于钱学长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深深为之感动。

一、一份

96

分的水力学考卷

在交大的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试卷，做这份试卷的人就是钱学森。在这样一份普通的试卷之后，却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各门学科都得90多分以上。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对了所有的6道题，他的任课老师金老师很高兴，给了钱学森100分的满分成绩。但钱学森却发现自己答题时把一处符号“Ns”误写成“N”了。钱学森主动把这个小错误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把100分的试卷该为了96分。任课老师金老师一直保存着他的爱徒的试卷，即使在战乱的迁徙中也一直保存在行李箱中。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再次回到母校的时候，金老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试卷，赠与了母校。这份小小的试卷也反映了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学习、科研的一丝不苟、虚心诚实。

二、克服重重阻碍艰难回国

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三、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钱学森的故事2

1955年那次演讲，他讲述了他在师大附中的学习情况。

他说“学校分文科和理工科，我在理工科学习。正课和选修课有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物理学用美国当时的大学一年级课本；还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伦理学课是由校长林砺儒先生教。此外，音乐、美术课学校也是重视的，我们的美术老师是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毕业时考第二，在选择大学志愿时“可上清华也可上交大，当时清华刚建校，师资可能差些，就选择了老资格的交大。交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学空气动力学”。

钱学森上小学和中学时是在厂甸，住家是在东绒线胡同。当时北京有两个火车站，一个东站，一个西站，分别在前门的东西两侧。所以他能经常看到火车驶过。轰鸣的火车给钱学森巨大的震撼，这也是钱学森选择交大机械系的原因。在55年那次报告会上，钱学森最后提高嗓音，用他那标准的北京话激动地说：“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

钱学森的故事3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

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

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

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物理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