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行车有关的故事 篇1

文/余平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我还在上学。当时自行车还很稀缺，当看到有的同学骑着自行车上学，我羡慕得不得了。

那时我家经济比较困难，如何能实现拥有自行车的梦？我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寒假卖冻柿子赚钱。冻柿子是我们老家特有的吃法，要霜降后才摘的柿子，冷冻储存到冬天，此时柿子里面只剩一包水，只能吸食。先喝汁后吃皮，甘甜如蜜清凉适口，令人顿觉舒畅，火气渐消，所以家乡人把它叫“喝了蜜”。

卖冻柿子既能圆我的梦想，又能贴补家用，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四处借钱，凑足100多元，我终于有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父亲说借的钱我要靠卖冻柿子还上，我满口答应下来。

从此，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我就到水果厂排长队，批发冻柿子。我将沉甸甸装满冻柿子的箱子搭在自行车后架上。第一天卖冻柿子，我有些胆怯，怕遇到熟人，也不敢吆喝，结果一天只卖出8个柿子。父亲急了，他说这样下去借的钱是还不清了，好在母亲不住地鼓励我，母亲说我是靠劳动赚钱，不偷不抢，有什么害怕的。

第二天卖柿子，我终于鼓足勇气吆喝了几声，就是这几声吆喝为我招来了两三个顾客，他们一下子买了十几个冻柿子，这让我有了信心，我终于可以大声吆喝了。那天我净赚了三元钱。

在那些崎岖不平的小城路上，我费力骑着自行车。寒风凛冽，我却常常是汗流浃背。要是遇到雪天就更麻烦，有一次下雪我依然出工，路面泥泞湿滑，迎面来了一辆卡车，我心一慌，车把左右摆晃，车身一斜，人车和柿子箱就倒地了。我爬起来赶紧检查柿子，幸好冻柿子只是摔出来几个，还没有摔烂，我这才放心。后来卖完柿子回了家，我才发现小腿一片淤青，有的地方还在渗血。

有一次为了卖柿子，我越跑越远，都到城郊了，天黑了下来，我认不清回家的路，而自行车车胎又被扎破了。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老乡，他让我在他家借住一宿。那时候家里又没有电话，我可以想像父母是多么担心我，我在老乡家一夜都辗转难眠。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四处找修自行车的，补好胎后就一路飞奔到家。母亲看见我，哭了起来，她说她一整夜都没有合眼，要是我在路上出了事，她也不想活了。听了这话，我也流泪了。

和自行车有关的故事 篇2

文/肖春荣

小镇上有个邮递员老罗，在我印象里，老罗在镇上送信至少二十年了。自行车从大金鹿换成了飞鸽，车横梁和后座上各搭着一对大口袋，里面塞满了报纸、信件。一般人推着都摇晃，老罗骑起来却如燕子般穿梭于大街小巷，风雨无阻。

十年前，我从单位辞职，在邮局附近开了个店，每天都能看到老罗骑着自行车从店门前经过。慢慢地熟悉了，我也会和他拉点儿家常。

老罗家在山里，有个女儿，妻子快生二胎了。我问老罗：“你这点儿工资将来要养活四口人，压力大吗？”老罗回答：“咋不大，等老婆生完了孩子，我就把他们接到镇上，给她也找点儿活干。现在政策好了，邮局的临时工也给入五险，要不是为了这保险，我早就不干了。”

没多久，罗大嫂果真带着孩子们搬了过来。等老罗家的二小子上幼儿园了，罗大嫂也去附近的工厂打工，还卖过早点。后来，单位又招邮递员，老罗就介绍罗大嫂去。再后来，我看到老罗陪着罗大嫂学骑自行车——临上轿了，现扎耳朵眼。四十岁的女人学骑自行车，在路边摇摇晃晃的，可真需要勇气。

罗大嫂学会骑自行车那天，我看到她跟在老罗后面，两口子都穿着邮局的绿色制服，一起送信。我跟老罗讲：“给嫂子买辆电动车吧，你也换辆摩托车。”老罗说：“是该考虑一下，我刚上班那会儿，骑着大金鹿送信，一个月下来，屁股都磨破了。等这月开工资了，就给她买辆电动车，把我那辆旧自行车也升级一下。”

俩月后，老罗果然鸟枪换炮，给自己买了辆二手摩托车，给罗大嫂买了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

几年后，听说老罗在城里买了新房子。那天老罗来给我送报纸，我问他此事。他笑着说：“很偏远，户型小，借钱付了首付，贷款慢慢还吧，好在单位也给你嫂子入了五险。”

其实，镇上的邮递员多是临时工，因为工资低，不知换了多少人，还就老罗夫妇干得长久。转眼，罗大嫂也干了几年了。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小镇上的人都认识这对夫妇，都说看看人家老罗两口子，整天乐呵呵的，没有愁事。

用老罗自己的话说，以前住在山里面，能到镇上打工就觉得很好，后来单位给交了保险，日子过得没后顾之忧了。再后来，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感觉每天工作轻松多了。现在，老婆也成了自己的同事，俩人都有工资，老了也有退休金，虽然供孩子上学、还房贷压力不小，但和以前比，感觉还是幸福多了。

是呀，人应该和自己比，不要和他人攀比。老罗夫妇活得很知足，我在他们的脸上从没看到过急躁、烦闷，他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真让人羡慕。

和自行车有关的故事 篇3

文/宋军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可是宝贝，是让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之一。那时，拥有一辆自行车的自豪和荣耀，绝不亚于现今拥有一辆豪车。

我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买回了第一辆自行车。那是父亲被恢复军转干部身份的第三年，考虑到父亲上班路途远，母亲便狠狠心将她喂了一年的一头肥猪卖掉，又添上父亲的工资，打算买一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属紧俏商品，永久、凤凰、飞鸽三大名牌全是凭票供应，没有批条是买不到的。我家只好买了一辆安阳自行车厂试生产、刚刚上市销售170元的飞鹰牌自行车，这是我家添置的第一件最贵的家当。

自行车从商店推回家的当天，全家人都高兴坏了。我和弟弟一会儿按按车铃，一会儿蹬蹬脚踏，清脆的铃声和车轮转动时飞轮发出的“沙沙”声在我们听来格外悦耳。

晚上8点多，看到父母都已休息，我和弟弟悄悄商量，趁着月色去学骑车。弟弟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将自行车从屋子里轻轻抬到大门外，唯恐弄出响声惊醒父母，我们又推起车子直奔离家不远的学校操场。

偌大的操场空无一人，我和弟弟借着明亮的月光，围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轮流着骑车。刚开始，我们一人骑车一人跟在后边扶车，前面骑得快，后面跑得急，一会儿便气喘吁吁，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约1个小时下来，我们竟然能独立地骑行了。所幸的是，我和弟弟都没有摔倒，所以自行车也就完好无损。

估摸着到夜里11点了，我和弟弟才依依不舍地推上自行车向家里走去。回家的路上，我和弟弟的心情都很激动：我们终于学会骑自行车了！

第二天下午，父亲下班回家，刚把自行车停在院中，我就和父亲商量说：“爸，让我骑骑自行车吧。”父亲说：“别忙，等你学会了再骑吧。”我也不接话，推起自行车就在院子里骑起来。父亲惊讶地说：“你啥时候学会骑车了？”我还未答话，弟弟刚好跑进院里，脱口说道：“俺俩昨天学到半夜，我也会骑。”父亲一听笑着骂道：“俩浑小子，该挨打了。”

这辆自行车引来了很多人羡慕的目光，也让我很是自豪了一段时间。

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后都会自觉地把车子擦洗一次，还抽空将自行车坐垫边缠上白色胶带，把红色的语录皮剪成五分钱样的小圆片夹在车条上，又给后尾灯蒙上一块红绸布，把自行车打扮得花枝招展，犹如我们心中的公主一般漂亮。

后来，我家又添置了两辆自行车。车子多了，倒也不觉得它怎么“金贵”。如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早已取代了自行车，但那率先走进我家生活、曾经带给我们自豪和欢乐的第一辆自行车让我时常忆起。

和自行车有关的故事 篇4

文/杨仲达

我清晰地记得，曾有人问我家里有几辆自行车，我认真计算之后回答是“九辆”。当我说出这个数字时稍有羞赧，但此言不虚，我计算时包括了旧车、新车和在院子一隅废弃的车。

这是在1988年之前的事儿，那时我还在读小学。那时，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是富足的表征。而我家在那几年之间陆续拥有了那么多自行车，让当时孩提的我都颇感讶异。

家里最老的一辆自行车，可能是我祖父骑过的一辆新华牌旧车，它大约就是后来倚在一隅的那辆废车。我祖父在我父亲下乡之后，常往返于天津城乡之间。他退休之后还曾“补差”，他当时的坐骑大抵就是这辆。

论资排辈，此后就是一辆“铁驴”。当下年轻人可能已不懂何为“铁驴”。所谓“铁驴”，即为手工攒制的自行车，主体以自来水管焊成，结实而笨拙。当年的农村，“铁驴”很普遍，它虽简陋，但有很多优势。比如，它的车身比一般自行车要长，更适合农业劳动，其功能更多的不是代步而是货运。我父亲有篇未发表的小说《老闯大叔》，说老闯少时和人打赌，以一辆“铁驴”驮走一菜窖白菜，菜窖主人不但履行诺言将白菜白送，还将女儿相许。这篇小说看似传奇，其实是有原型的。我在农村长大，见过很多农民能以一辆“铁驴”驮走千斤以上的物品。而且，有专门以“铁驴”贩运各种货物的农民，即为“驮大筐的”，他们不仅手脚有力，能将载重量极大的车扶得住、推得走、骑得稳，而且还有一手相当高超的捆扎技术，可以用一根绳子将铁驴缠绕成一辆“货车”。

我家那辆“铁驴”后衣架的尾部高高翘起，虽在乘坐的时候不便，但便于拴绳。我父亲曾经以一根绳子在车后又拴起一辆小拉车，让我们母子三人坐上小拉车，骑行数十公里，从当时的西郊到达北郊。那个情景，我记忆犹新。更早的时候，我父亲在车尾右侧挂一个铁筐，我和双胞胎弟弟对坐于筐内，如同回归母亲胎盘里的模样；而母亲在已行进着的车的左侧，小步助跑，一跃而起，轻松坐在车架之上。

这辆“铁驴”，我至今不知它的来历。在它被取代之后，它成为我们兄弟的一个古董级的玩物。我常常骑着破旧不堪的它四处游荡，而它颇不给力，不是掉链子就是倒千金——它已显得过于衰老。

取代“铁驴”成为我父亲坐骑的是一辆“28加重红旗”。所谓“28”是型号，而加重则是车的吨位量。我父亲骑这辆车时已从下乡插队的知青成为乡镇企业的厂长。因为是加重，它依然延续了承载功能。我们兄弟俩，常常一人坐在车梁之上，一人坐在后座上。坐在后面的通常是我，那时已需要我飞身上车。我采取的姿势不是侧跨，而是类似于体操运动中的跳马，双手拍车，飞身骑在后座上。我只失手过一次，因不慎将左脚别进飞转的车条，至今留有疤痕。这辆车，我父亲骑了很久。

与此同时，我家还添了一辆飞鸽牌坤车，那是母亲的坐骑，它精细、娇贵，周身锃亮，不像家里其他车那样放在过道里，而是被安置在正房卧室。“红旗”和“飞鸽”都是天津所产，当时名气不小，在全国销量很大，满街都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可谓“自行车王国”，我家曾有九辆自行车即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即使那时，买车也不简单。后来我和弟弟上中学时家里给买的新车，仍是通过关系凭条所购，印象中是在海河边的张自忠路提车骑回了家。

关于自行车的旧事还有很多，简直可以车载斗量。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家一辆自行车也没有——也就是写作此文时，我才想起在单位的车棚里我还有辆自行车，但多年不骑，我居然把它遗忘了。

和自行车有关的故事 篇5

文/王家俊

我出生于1967年，从小在母亲的背上长大。上小学时，偶尔见到邮递员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送邮件，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有出息了，也挣钱买一辆自行车，载上母亲上街赶集，让她也过过坐车的瘾。

上高中时倒是坐过一回别人的自行车，让我十分留恋。当时家有五姊妹，吃饭穿衣上学已让父母心力交瘁，更不敢奢望向父母开口买自行车了。上高三时，身边已经有人骑上了摩托车，那风驰电掣的威风，在我眼里除了羡慕只有苦涩。为了省钱，每周六下午放学只能一人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步行5公里回家，每次到家已是疲惫不堪，这让母亲心疼不已，但也只能满眼的无奈，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1988年7月，我完成学业回家乡当上了一名警察。工作两年后，每月工资仅72元的我攒足了250元钱，像娶新媳妇一样地买了一辆“金鸡”牌自行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高高兴兴地把母亲拉到自行车后座上，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到公路上兜风，路虽然颠簸，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满脸自豪的神情让我开心不已。

2011年我44岁生日那天，在妻子和女儿催促下，我下定决心到楚雄购买了一辆14万元的“轩逸”牌小轿车，放着鞭炮，披红挂彩地开回家，那时母亲已经搬到县城和我一起居住，县城到老家主干道已经是宽敞平整的沥青路。回家后我和母亲说，“妈，我买了小车了。”话语很平静，但内心却很激动。母亲一愣，说，“好！好！好！”随后又小声问，“花了多少钱？”我装作没听见，直接拉着母亲来到车前说，“妈，你坐上去，我拉你到城里兜一圈，回一趟老家。”母亲一脸兴奋，却又不知所措，我忽然明白，母亲不会开车门。我愧疚地拉过母亲的手，手把手教她开车门，妻子和女儿扶她上了车。一路上，母亲没有说话，眼里却满是泪水，但我知道，她内心是激动的。

我也没有再说话，小心地驾车出城向家乡驶去，一路走过，车外虽已是深秋，寒风凛冽，车内却是暖暖的春意。